伦纪为人类所共有，无间华夷。不过世治则修明，世衰则败坏而已。伦纪之坏，多由感情，感情之伤，多由谗搆，谗搆之起，多因权利。故感情如薪，权利如火，谗搆如风。欲维持所谓伦纪者，非敛感情，远权利，防谗搆不可。自晋八王乱後，五胡十六国，骨肉残杀，相染成风，极人伦之大变。《胡注》于此，不惜阇哓音言之，亦冀以息内争而销外侮云尔。

汉高后八年，周勃使郦寄诈吕禄，夺其军。班固《赞》曰：“孝文时，天下以郦寄为卖友，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。若寄父为功臣，而又执劫，虽摧吕禄以安社稷，谊存君亲，可也。”

注曰：师古曰：“周勃劫其父，令其子行说。”予谓劫者劫质也。盖劫寄父商为质，谕以不行说禄，将杀之也。盖当时皆以寄为卖友，故固发明父子朋友，各有其伦，为人臣子者，当知所缓急先后也。（卷十三）

君臣、父子、朋友，均为伦纪之一。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为国，则不能顾及亲与友矣。伪齐之立，有背祖国而从刘豫者，自诿牵于私谊也，亦终与刘豫偕亡而已矣。

汉宣帝甘露元年，匈奴呼韩邪单于之败也，左伊秩訾为呼韩邪计，劝令称臣入朝，从汉求助。呼韩邪问诸大臣，皆曰：“不可。兄弟争国，不在兄则在弟，虽死犹有威名。奈何乱先古之制，臣事于汉，卑辱先单于，为诸国所笑！”

注曰：师古曰：“言忝辱之，更令卑下也。”余谓此言先单于与汉争为长雄，而今单于臣事之，是卑辱先单于于地下也。（卷二七）

呼韩邪大臣之言，深明内外亲疏之义，金言也。反观后世，石晋之于契丹，称“儿皇帝”，辱矣；宋人之于女真，称“侄皇帝”，亦何莫不辱乎！

王莽初始元年，及莽即位，请玺太后，使安阳侯舜谕指。太后怒骂之曰：“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，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，夺取其国，不复顾恩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，天下岂有而兄弟邪！”

注曰：言天下无此等人，谓其全无人心也。一曰天下将共诛之，不复有兄弟存也。（卷三六）

太后，王莽姑也，骂莽兄弟之忘本耳。

汉安帝建光元年，葬和熹皇后。后自临朝以来，水旱十载，四夷外侵，盗贼内起。每闻民饥，或达旦不寐，躬自减彻，以救灾厄，故天下复平，岁还丰穰。

注曰：和熹临朝之政，可谓“牝鸡之晨，唯家之索”矣。（卷五〇）

《鉴》文于后无贬词，而《注》云云者，为元太宗、定宗后言之也。宋理宗淳祐间，元太宗窝阔台殂，皇后乃马真氏称制，越五年而始立长子贵由，是为定宗。定宗殂，后斡兀立海迷失氏复称制，又三年而拖雷子蒙哥立，是为宪宗。宪宗之未立也，定后所属意者，太宗之孙失烈门，宪宗立而定后赐死，失烈门远窜，太宗后及诸王皆徙极边。骨肉参夷，至此而极。所谓“牝鸡之晨，唯家之索”者，殆指此。

汉献帝建安八年，袁尚自将攻袁谭，围之急，谭遣辛毗诣曹操请救，操谓毗曰：“谭必可信，尚必可克不？”毗对曰：“明公无问信与诈也，直当论其势耳。袁氏本兄弟相伐，非谓他人能间其间，乃谓天下可定于己也。”

注曰：言袁氏兄弟相攻，其初计不谓他人能乘其间，乃谓并青、冀为一，则可乘势以定天下耳。（卷六四）

人蔽于感情，则理智每为之绌。方其鹬蚌相持时，岂复顾有渔人之在侧！袁氏兄弟之智，尚不如呼韩邪诸大臣也。

晋武帝泰始十年，温公论嵇绍、王裒曰：昔舜诛鲧而禹事舜，不敢废至公也。嵇康、王仪，死皆不以其罪，二子不仕晋室可也。嵇绍苟无荡阴之忠，殆不免于君子之讥乎！

注曰：荡阴事见後八十五卷，惠帝永兴元年。余谓荡阴之难，君子以嵇绍为忠于所事可也，然未足以塞天性之伤也。（卷八〇）

嵇康、王仪，在魏世同为司马昭所枉杀。仪子裒，隐居教授，不臣司马氏，时人称孝，门人为废《蓼莪》之篇。康子绍，为山涛引诱仕仇，断其天性，炫以荣利，复巧为之解释。绍之仕而是，则裒之隐为非矣，涛固名教罪人也。温公谓“绍苟无荡阴之忠，不免君子之讥”；朱子谓“君子之讥，初不可免也”。语见《语类》一三六。

晋惠帝永兴元年，初，三王之起兵讨赵王伦也，王浚拥众挟两端，禁所部士民，不得赴三王召募。太弟颖欲讨之而未能。

注曰：使颖兄弟不自内相图，声浚之罪而讨之，固有馀力矣，何未能耶！（卷八五）

三王谓齐王、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，王浚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也。

晋惠帝光熙元年，太傅越以诏书徵河间王旦颙为司徒，颙乃就徵。南阳王模遣其将梁臣，邀之于新安车上，扼杀之，并杀其三子。

注曰：模，越之弟也。意谓杀颙父子，则兄弟身安而无患矣，而不知石勒、赵染之祸，已伏于冥冥之中矣。（卷八六）

司马氏八王之乱，其所经之途径，虽较袁氏谭、尚兄弟为複杂，然其因果，固与袁氏无异也。

晋成帝咸和八年，石勒疾笃，遗命曰：“大雅兄弟，宜善相保，司马氏汝曹之前车也。”

注曰：前车之覆，後车之戒，戒其兄弟自相残也。（卷九五）

咸和九年，成主雄卒，太子班即位，以建宁王寿录尚书事，政事皆委于寿及司徒何点、尚书王瓌，班居中行丧礼，一无所预。

注曰：李班岂可不谓之仁孝哉！然不能包周身之防，死于李越之手。末俗浇漓，固不可拘拘于古礼，以启姦非，至于殒身乱国也。（卷九五）

雄有子越等十馀人不立，而独立兄子班，在雄可谓不私其国，能择贤而与者矣。不知班虽贤，而德不足以服众，才不足以制奸，智又不足以免祸，则适足以“乱国殒身”而已。使班效延陵季子之节，远引而不立，岂非至德！班既不能让，乌能禁越兄弟之不与争哉！

晋穆帝永和四年，石虎立幼子世为太子。

注曰：虎父子相残，废长立少，天将假手于冉闵以夷其种类也。（卷九八）

天下有明知故犯，而冀侥倖于万一者，至不能倖免时，则若有天道焉，石虎之事是也。

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，燕主垂议伐西燕，诸将皆曰：“永未有衅，我连年征讨，士卒疲敝，未可也。”范阳王德曰：“永既国之枝叶，又僭举位号，惑民视听，宜先除之，以壹民心。士卒虽疲，庸得已乎！”垂曰：“司徒意正与吾同，吾比老，叩囊底智，足以取之，终不复留此贼以累子孙也。”

注曰：垂不欲留慕容永以累子孙，而不知拓拔珪已窥于代北矣。是以有国有家者，不恃无敌国外患，恃吾所以传国承家者足以待之耳。（一〇八）

此亦蔽于感情，而见不及呼韩邪诸大臣者也。

晋安帝隆安元年，秦太后虵氏卒，秦主兴哀毁过礼，群臣请依汉魏故事，既葬即吉。尚书郎李嵩上疏曰：“孝治天下，先王之高事也，宜遵圣性，以光道训，既葬之後，素服临朝。”尹纬驳曰：“嵩矫常越礼。”

注曰：尹纬习于闻见，反谓李嵩为矫常越礼。呜呼！自短丧之制行，人之不知礼也久矣！（一〇九）

此有感于元初之短丧也。据《元典章》十一，“官吏丁忧终制”条，大德八年，始有三年之丧及丁忧之制，色目人员仍除外。时身之已前卒二年矣，故其言感伤如此。

隆安二年，慕容盛离间兰汗兄堤，弟加难。

注曰：苏轼有言：“木必先蠹，然后虫生之；人必先疑，然后谗入之。”兰汗凶逆，兄弟自相嫌忌，故慕容盛得间之，以奋其智，报君父之雠。（一一〇）

盛者宝之子，汗之壻。慕容与兰氏，世为姻亲，而宝为汗所弑。汗兄弟尝劝并杀盛，汗妻泣涕请之得免，至是乘汗兄弟之隙而间之。然使汗兄弟无隙，盛又何从间之哉！

隆安四年，凉王吕纂，以大司马弘功高地逼，忌之，弘亦自疑，遂以东苑之兵作乱。纂击之，弘众溃，纂纵兵大掠，悉以东苑妇女赏军。纂笑谓臣曰：“今日之战何如？”侍中房晷对曰：“天祸凉室，昆弟接刃，虽弘自取夷灭，亦由陛下无常棣之恩。当省己责躬，以谢百姓。乃更纵兵大掠，囚辱士女。且弘妻，陛下之弟妇，弘女，陛下之侄也，奈何使无赖小人，辱为婢妾。”纂改容谢之。

注曰：《左传》富辰曰：“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，纠合宗族于成周，而作诗曰：'常棣之华，鄂不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’其四章曰：'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’如是，则兄弟虽有小忿，不废懿亲。”（一一一）

司马氏之事，接于耳目之前，孰不知以为戒！然每躬自蹈之而不觉者，感情为之也。右七条皆《晋书》载记中事。斯时中原板荡，人欲横流，伦纪坠坏极矣。

晋安帝义熙六年，南燕主慕容超，以母讬刘敬宣。

注曰：敬宣先尝奔燕，故超以母托之。夫孝莫大于宁亲，超以母之故，屈节事秦，竭声伎以奉之，既又掠取晋人以足声伎，由是致寇，至于母子并为俘虏，乃更欲以讬刘敬宣，何庸浅也！（一一五）

此条亦十六国事，慕容超背中国而事氐羌，故谓之“庸浅”。

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，魏高允曰：“夫筮者皆当依附爻象，劝以忠孝。”

注曰：汉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，人有邪恶非正之间，则依蓍龟，为言利害。与人子言依于孝，与人弟言依于顺，与人臣言依于忠，各因势道之以善。高允之言，祖君平之術也。（一二四）

高允盖华人陷于夷，而能用夏变夷者，故每欲借卜筮导人以忠孝，不问其为夷为夏也。岂独卜筮然，著史亦何莫不然。

宋孝武帝大明三年，上闻广陵平，出宣阳门，敕左右皆呼万岁。侍中蔡兴宗陪辇，上顾曰：“卿何独不呼？”兴宗正色曰：“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，岂得皆称万岁！”

注曰：谓同气相残，乃天理人伦之变，必若以义灭亲，应涕泣而行诛也。（一二九）

又，蔡兴宗奉旨慰劳广陵。兴宗与范义素善，收敛其尸，送丧归豫童。上谓曰：“卿何敢故触王宪？”兴宗抗言对曰：“陛下自杀贼，臣自葬故交，何不可之有？”上有惭色。

注曰：兄弟朋友，皆天伦也。兴宗能不忘故交，而帝忍诛屠同气，故惭。（一二九）

孝武与竟陵王诞，皆文帝子，诞反广陵，孝武讨平之。其得意与凉王吕纂之平吕弘同；蔡兴宗对孝武之言，亦与房晷对吕纂之言相类；孝武之惭，犹纂之改容谢也。天良未泯，无问华夷，信哉！

宋明帝泰始二年，上既诛晋安王子勋，司徒休仁言于上曰：“松滋侯兄弟尚在，宜早为之所。”遂并赐死。世祖二十八子，于此尽矣。

注曰：休仁尚书下省之祸，自取之也。导上使去其兄子，上手滑矣，其视诸弟何有哉！萧齐易姓，刘氏歼焉，骨肉相残，祸至此极。有国有家者其鉴于兹！（一三一）

世祖即孝武，与明帝、休仁，皆文帝子。晋安王、松滋侯，与前废帝，则皆孝武子也。孝武二十八子，殇者十；前废帝杀者二，是以兄杀弟；明帝杀者十六，是以叔杀侄。明帝所杀，多休仁导之，既而休仁亦赐死，所谓“手滑”者指此。

泰始七年，上与休仁素厚，虽杀之，每谓人曰：“我与建安，年时相邻，少便款狎。事计交切，不得不相除，痛念之至。”因流涕不自胜。

注曰：史言帝残害骨肉，不能自揜其天性之伤。（一三三）

又，徵萧道成入朝，道成所亲以朝廷方诛大臣，劝勿就徵，道成曰：“主上自以太子稚弱，翦除诸弟，何预他人，今唯应速发。且骨肉相残，自非灵长之祚，祸难将兴，方与卿等戮力耳。”

注曰：史言骨肉相残，则姦雄生心，因之而起。为萧氏取宋张本。（一三三）

右数条皆言宋世骨肉相残之事。自取司马家以至篡于萧氏，不过五十九年，子孙屠戮之惨，为前史所罕有，盖犹是八王、十六国之馀风也。内乱频仍，不能恢复中原，亦由于此。

梁武帝天监二年，冯翊吉翂父为原乡令，为姦吏所诬，罪当死。翂年十五，挝登闻鼓，乞代父命，上乃宥其父罪。丹杨尹王志欲于岁首举充纯孝，翂曰：“异哉王尹，何量翂之薄乎！父辱子死，道固当然，若翂当此举，乃是因父取名，何辱如之！”固拒而止。

注曰：翂之拒王志，是也；梁武帝知翂之孝节，而不能叙用以励流俗，非也。（一四五）

吉翂不肯因父取名，是天性之独厚者，应褒之以励流俗。

梁武帝中大通三年，昭明太子卒，上徵其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至建康，欲立以为嗣。衔其前事，犹豫久之，卒不立，遣还镇。

注曰：史因帝不立孙，究言事始。呜呼！帝于豫章王综、临贺王正德，虽犯恶逆，犹容忍之。至于昭明被谗，则终身衔其事，盖天夺其魄也。为昭明子詧仇视诸父张本。（一五五）

《记》言：“心有所忿懥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。”又言：“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，之其所贱恶而辟焉。”感情一偏，则理智全失，谗搆之为祸烈矣。

梁武帝太清元年四月，澄入朝于邺，东魏主与之宴，澄起舞，识者知其不终。

注曰：昔周景王丧太子及后，以丧宾宴。晋叔向曰：“王其不终乎！吾闻之，所乐必卒焉。今王乐忧，若卒以忧，不可谓终。”景王之丧，伉俪及冡适也，既葬而宴，贤者非之。高澄则丧父也，秘丧不发，死肉未寒，忘鸡斯徒跣之哀，纵跹跹僛僛之乐，尚为有人心乎！是故荣锜之祸犹轻，柏堂之祸为惨，苍苍之报应，固不爽也。鸡斯，读为笄。（一六〇）

叔向语见《左·昭十五年传》，景王疾崩于荣锜氏，在昭廿二年。高欢以梁太清元年正月薨，至六月乃发丧，太清三年，澄即被刺于柏堂，故身之之言如此。明郑瑗《井观琐言》，谓“身之释《通鉴》，多骋浮辞，殊非笺解之体”，举此条为证。不知笺疏本有此体，如《左》昭六年，叔向责子产铸刑书孔《疏》，其最著者也，郑瑗特少所见多所怪耳。

太清三年，鄱阳王範屯濡须，遣世子嗣将千馀人守安乐栅。

注曰：安乐栅者，範所立栅，以安乐名之。然臺城覆陷，父兄蒙尘，此子弟沫血枕戈之时，以安乐名栅，非名也。（一六二）

此为宋高宗之宴安江沱言之。《鸡肋编》下，载：“车驾渡江，韩、刘诸军皆征戍在外，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。择卒之少壮长大者，自臀而下，文刺至足，谓之花腿军。加之营第宅房廊，作酒肆，名太平楼。般运花石，皆役军兵，众卒谣曰：'张家寨裡没来由，使他花腿抬石头，二圣犹自救不得，行在盖起太平楼。’”

梁简文帝大宝元年，邵陵王纶致书湘东王绎曰：“弟若陷洞庭，不戢兵刃，雍州疑迫，何以自安？必引进魏军，以求形援。”

注曰：以纶之昏狂，犹能言及于此，盖势有所必至也。（一六三）

梁诸王骨肉相残，各向外求援，已于《书法篇》言之。纶之不德，《梁书》本传只有隐匿刺客戴子高一事，《南史》本传则载其恶行连篇。《注》所谓“纶之昏狂”，据《南史》也。然纶当侯景之变，曾率师赴援，後守汝南，为西魏杨忠所执，不屈而死，百姓怜之，为立庙江岸，《梁》、《南》二史无异词。其致湘东王书，尤多粹语，如谓：“骨肉之战，愈胜愈酷，侯景之所以未窥江外者，正为藩屏盘固，宗镇强密。若自相鱼肉，是代景行师，景便不劳兵力，坐致成效，丑徒闻此，何快如之。”又《艺文类聚》廿五载此书，有为二史所略者，如谓：“昔廉、蔺二虎，且犹不斗，况弟与湘雍，方须叶力，惟亲惟急，万倍于斯。岂得各恣目前，不思久远。”皆名言也。昏狂之人，何能有是？《南史》所增诸史料，疑出自纶败之后，萧韶《太清纪》等诬之耳。《太清纪》本为湘东而作，见《考证篇》。

梁元帝承圣元年，诛侯景所署尚书僕射王伟，伟于狱中上五百言诗，湘东王爱其才，欲宥之，有嫉之者言于王曰：“前日伟作檄文甚佳。”王求而视之，檄云：“项羽重瞳，尚有乌江之败；湘东一目，宁为赤县所归！”王大怒，钉其舌于柱而杀之。

注曰：王伟，侯景之所取计者也。自围臺城以至于移梁祚，屠萧氏以及其臣民，皆伟之谋。帝忘其父子兄弟之雠，乃爱其才而欲宥之，发怒于檄文而后诛之，失刑甚矣！（一六四）

所谓爱其才者，非爱其才也，溺于己之所嗜也。父子兄弟之雠，不能易己之所嗜，及至触其所忌，则怒而杀之，始终徇己而失却其理智者也。

隋文帝开皇二十年，废太子勇，长宁王俨上表乞宿卫，辞情哀切，上览之闵然，杨素进曰：“伏望圣心同于螫手。”

注曰：蝮蛇螫手，壮士断腕。杨素以谗慝灭人天性之亲，以此为喻，亦太甚矣。（一七九）

俨，勇长子，帝嫡孙。杨素谮废太子，帝不悟，至是而天良偶现，素复以极险峻之语斩绝之，素诚忍人哉！

唐太宗贞观十年，诸王之藩，上与之别曰：“兄弟之情，岂不欲常共处邪！但以天下之重，不得不尔。诸子尚可复有，兄弟不可复得。”因流涕呜咽不能止。

注曰：上之流涕呜咽者，抑思建成、元吉之事乎？（一九四）

唐太宗盖骨肉相残，而幸免于祸败者，然终不能不感伤，亦天良发现也。朱子言：“太宗诛建成、元吉，比周公诛管、蔡。只消以公私断之，周公全以国家天下为心，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。”见《语类》一三六。

唐中宗景龙元年，右补阙权若讷上疏，以为“天地日月等字，皆则天能事，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，今削之无益于淳化，存之有光于孝理。又，神龙元年制书，一事以上，并依贞观故事，岂可近捨母仪，远尊祖德”！疏奏，手制褒美。

注曰：史言中宗无是非之心。（二〇八）

《丧服传》曰：“禽兽知母而不知父，都邑之士，则知尊祢矣，大夫及学士，则知尊祖矣。”权若讷导君以忘祖，不过小人希旨固宠，中宗乃为之手制褒美，是知母而不知父矣。

唐玄宗开元二年，突骑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，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，遂叛入突厥，请为乡导，以伐守忠。默啜遣兵二万击守忠，虏之而还，谓遮弩曰：“汝叛其兄，何有于我！”遂并杀之。

注曰：书此以戒兄弟日寻干戈，而假手于他人以逞其志者。（二一一）

遮弩叛兄，引敌人以为助，兄败而己即随之。呜呼！人情大抵相同，无东夷西夷之分也。龙子曰：“不知足而为屦，我知其不为蒉也，屦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”“汝叛其兄，何有于我”，岂独默啜然後能为是言哉！

唐昭宣帝天祐二年，十二月己酉，全忠密令害何太后于积善宫，敕追废太后为庶人。庚戌，以皇太后丧，废朝三日。

注曰：既废母为庶人，又废朝三日。废为庶人，天性灭矣；废朝三日，既非丧母之礼，又不足以塞天性之伤。唐之臣子，非唐之臣子也。（二六五）

唐之纪纲，至此紊乱极矣。大盗当国，岂复知有伦纪耶！

後梁太祖开平三年，刘守光为守文所败，守文单马立于阵前，泣谓其众曰：“勿杀吾弟。”守光将元行钦识之，直前擒之。

注曰：刘守光以子囚父，天下之贼也。刘守文既声其罪而讨之，有诛无赦。小不忍以败大事，身为俘囚，自取之也。（二六七）

刘守光囚其父仁恭，刘守文乃不忍杀其弟，二人同气之亲，其性行不同如此。《旧史·守光传》谓：“守文在沧州，闻父被囚，聚兵大哭曰：'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自古岂有雠父者，吾家生此枭獍，吾生不如死。’即率沧德之师讨之。”是守文固知有父者也。然《旧史》谓“守文诈悲，单马立阵场”；《新史》亦谓“守文阳为不忍，出阵呼其众”。然则守文非真不忍杀其弟者，特防备之不周耳。守文二《史》无传，其行事不详。《容斋续笔》六，“朱温三事”条，载：“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，使其子守文守沧州，朱全忠攻之，城中食尽，使人说以早降，守文应之曰：'僕于幽州，父子也。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，若子叛父而来，将安用之？’全忠愧其辞直，为之缓攻。其后还师，悉焚诸营资粮，在舟中者凿而沉之。守文遗全忠书曰：'城中数万口，不食数月矣。与其焚之为烟，沉之为泥，顾乞所馀以救之。’全忠为之留数囷，沧人赖以济。”据此，则守文固五代时之庸中佼佼者，观过可以知仁矣。

开平四年，吴徐温母周氏卒，未几起复为内外马步军都军使，领润州观察使。

注曰：起复之制，通古今疑之。《礼记》：“子夏问曰'三年之丧卒哭，金革之事无避也者，礼与？其非礼与？’孔子曰：'吾闻诸老聃：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。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，吾弗知也。’”《注》云：“伯禽封于鲁，有徐戎作难，卒哭而征之，急王事也。”自汉以后，不许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，魏晋听行三年丧，而大臣率有以夺情起复者，习俗闻见，以为当然，莫之非也。呜呼！此岂非孔子所谓“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”乎！若王莽之志不在丧，徐温之起复，所谓“从其利者”又难言也。（二六七）

起复之事，自古有之，奸人每藉此以固其位，所谓“从其利”也。此盖为史嵩之之事言之，淳祐四年甲辰，嵩之丁父弥忠忧，不即奔丧，未几起复为右丞相，舆论沸腾。《癸辛杂识》别集下，及《钱塘遗事》、《宋史纪事本末》，皆有史嵩之起复专条。《宋季三朝政要》载各家劾嵩之疏，复三四千言，在当时视为莫大事件，然实攻其人，非攻其事也。太学生黄恺伯等书曰：“臣等恭睹御笔起复右丞相史嵩之，有以见陛下念时事之多艰，重大臣之去也。然嵩之何人哉？曩者开督府，以和议堕将士心，以厚赀窃宰相位，罗天下之小人为私党，夺天下之利权归私室，万口一辞，惟恐其去之不亟也。嵩之亡父，以速嵩之之去，中外方以为快，而起复之命下矣。陛下所以复嵩之者，为其有折冲万里之才欤？嵩之本无捍卫封疆之能，徒有劫制朝廷之术。彼国内乱，骨肉相残，天使之也。嵩之贪天之功，以欺陛下，其意以为三边雲扰，非我不足以制也。殊不知敌情叵测，非嵩之之所能制，嵩之徒欲以制敌之名制陛下尔。陛下所以起复嵩之者，谓其有经理财用之才欤？嵩之本无足国裕民之能，徒有私自丰殖之计，今钞法屡更，利之归于国者十无一二，而聚之于私帑者已无馀算。国家之土壤日削，而嵩之之田宅益广；国家之帑藏日虚，而嵩之之囊橐日厚。陛下眷留嵩之，将以利吾国也，殊不知适以贻吾国无穷之害尔。臣又读麻制有曰：'谍谂愤兵之聚，边传哨骑之驰，况秋高而马肥，近冬寒而地凛。’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时，讳言边事，通川失守，至逾月而后闻；寿春有警，至危急而後告。今图起复，乃密谕词臣，昌言边警，张皇事势，以恐陛下，臣愚所谓擢姦臣以司喉舌者，又其验也。臣等久被教育，此而不言，则人伦扫地，将与嵩之胥为夷矣。”细味其言，皆攻其祸国，非攻其起复，盖借题发挥耳。

後唐庄宗同光元年，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奭来朝，复名全义，献币马千计。帝命皇子继岌、皇弟存纪等兄事之。

注曰：继岌皇嗣也，岂可兄事梁之旧臣！存纪皇弟也，既使其子以兄事全义，又使其弟以兄事全义，唐之家人，长幼之序且不明矣，是後中宫又从而父事之，嘻甚矣！夷狄之俗，好货而已，岂知有纲常哉！（二七二）

後唐出自沙陀，故曰“夷狄之俗”，然此乃乱世之象，不尽关夷俗也。

後唐明宗长兴四年，赐钱元瓘爵吴王。元瓘于兄弟甚厚，其兄中吴、建武节度使元璙，自苏州入见，元瓘以家人礼事之，奉觞为寿曰：“此兄之位也，而小子居之，兄之赐也。”元璙曰：“先王择贤而立之，君臣位定，元璙知忠顺而已。”因相与对泣。

注曰：元瓘笃友悌之义，元璙知忠顺之节，兄弟辑睦，以保其国，异乎夫己氏者矣。（二七八）

夫己氏指元世祖兄弟，此为《胡注》贬损当世之最显著者，与前条牝鸡之指太宗、定宗后同。元初兄弟争国，动辄称兵，明张溥尝论元北边诸王之乱云：“元定宗贵由之殂也，牝后称制，君位久虚，兀良合台等推宪宗蒙哥即位，失烈门与诸王心不能平，宪宗遂肆杀戮，宗族解体。合州之变，阿蓝荅儿等谋立阿里不哥，郝经劝世祖忽必烈直趣燕京，大位始定。既而阿里不哥以少弟抗命，称帝和林，六盘诸部，莫不响应，世祖亲战漠北，大众方解。国历三传，内难辄作，母后衔冤，同气流血，齐鸾、梁绎，代有其人。至元年间，世祖封其子那木罕为北平王，帅兵镇守，防海都也，久之昔里吉劫之以叛，伯颜平之。至元二十四年，复有乃颜之乱，甘麻剌出镇，而叛党尚逞，铁木耳抚军，而大同不宁。盖海都以太宗长孙，世居北方，定宗以来，日寻干戈，未尝稍息也。”语见《元史纪事本末》。所谓夫己氏者，出《左·文十四年传》，犹言“那个人”，不便斥言之也。

後晋高祖天福六年，彰义节度使张彦泽欲杀其子，掌书记张式素为彦泽所厚，谏止之。彦泽怒，射之。

注曰：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张彦泽欲杀其子，其于天性何有！张式其所亲者也，以谏而杀之，极其惨酷，其于所亲亦何有！晋祖欲以君臣之分柔服之，难矣，此其所以贻负义侯之祸也。（二八二）

负义侯者，石敬瑭子齐王，契丹灭晋，降封为负义侯。张彦泽其先突厥部人，骁勇善战，与敬瑭连姻，敬瑭倚为心腹，其后叛晋降虏。《易·序卦》曰：“有父子而后有君臣。”张彦泽既无父子，何有君臣，其反覆暴戾无人性，盖早见于杀子之时。敬瑭不之悟，卒以亡其国，宜哉！

後晋齐王开运元年，朝廷以杨光远罪大，而诸子归命，难于显诛，命李守贞以便宜从事。闰十二月癸酉，守贞入青州，遣人拉杀光远于别第，以病死闻。丙戌，起复杨承勋，除汝州防禦使。

注曰：昔楚令尹子南以罪诛，其子弃疾，以不忍弃父事雠而死。李怀光之反，河中既破，唐德宗欲活其子璀，而不可得。彼二子者，以父子之亲，居君臣之变，审义安命，以死殉亲，夫岂不乐生，义不可也。若杨承勋兄弟，出于蕃落，枭獍其心，囚父归命，以希苟活，晋朝以不杀降为说，于理且未安，又从而录用之，宜异时契丹得假大义以泄其愤也。（二八四）

杨承勋沙陀部人，故曰“出于蕃落”。契丹既灭晋，责承勋劫父，脔而食之，故曰“假大义以泄其愤”。囚父杀母，五代时习见，前有刘守光，此又有杨承勋，同时有李彦珣者，射杀其母，而石敬瑭拜为房州刺史。欧公尝论之曰：“甚哉人性之慎于习也！习见善则安于善，习见恶则安于恶。自唐之衰，干戈饥馑，父不得育其子，子不得养其亲。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，盖出于不幸，因之礼义日废，恩爱日薄，习久而遂以大坏，至于父子之间，自相贼害。彦珣射其母，高祖从而赦之，彦珣不自知为大恶，高祖亦安焉不以为怪。其极也，使人心不若禽兽，可不哀哉！”语见《五代史》五一。南北朝之乱，多兄弟相残，五代之乱，乃至父子相杀，世道之升降，可于此见之。

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，南汉主恐诸弟与其子争国，尽杀其男，纳其女充後宫。

注曰：刘晟残同气而渎天伦，桀纣之虐，不如是之甚也。（二八七）

刘晟之虐，惟金主亮似之。《金史·海陵纪》，称海陵屠灭宗族，杀太宗子孙七十馀人，宗翰子孙三十馀人，诸宗室五十馀人，妇姑姊妹，尽入嫔御。其视刘晟，过无不及。然此亦至愚人耳，恐诸弟与其子争国而尽杀之，则必累代独子而後可，不然，子有弟，孙亦有弟，争何时已乎？《金史》为身之所未见，然逆亮之暴行，则固声闻邻国也。

後汉高祖乾祐元年，侍卫马步都指挥使、同平章事史弘肇，遭母丧，不数日复出朝参。

注曰：居丧而经营起复，已得罪于名教。未起复而自出朝参，虽史弘肇武人无识，亦可见朝章之紊。（二八七）

墨绖从戎，本出于不得已，非贪恋权利、钻营起复者所可藉口，已于前文史嵩之之事论之。至元二十三年，宋降人程钜夫荐谢枋得，谢适遭母丧，其《与钜夫书》，即以是为辞，并发挥其对起复之意见，曰：“咸淳甲戌而后，不复有礼法。贾似道起复为平章，文天祥起复为帅阃，徐直方起复为尚书，陈宜中起复为宰相，刘黻起复为执政，饶信斗筲穿窬之徒，钻刺起复，不可胜数。三纲四维，一旦断绝，此生灵所以为肉为血，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。”语见《叠山集》四。然则宋末朝章之紊，不复拘守常制，殆与五代等，此季世之通患，不独五代宋末为然。“上无礼，下无学，贼民兴，丧无日矣。”

出处之于人大矣，迫于饥寒，怵于威力，炫于荣利，皆足以失其所守也。故身之注《通鉴》，于出处之节，三致意焉。辑而存之，不啻一卷《梅涧语录》。即身之生平出处，亦可于此见之。如五十三卷之仇香，六十四卷之荀悦，一百七十九卷之李文博，皆身之所以自况也。惜乎王梓材撰《宋元学案补遗》，未及取材于此。

王莽始建国三年，龚胜不仕王莽死。班固赞曰：“守死善道，胜实蹈焉。郭钦、蒋诩，好遯不汙，绝纪、唐矣。”

注曰：师古曰：“钦、诩不仕于莽，遯逃浊乱，不汙其节，殊于纪逡及两唐。”《通鉴》书龚胜之死，遂及一时人士，又书班固之论，其为鉴也，不亦昭乎！（卷三七）

班固不叙杀身成仁之美，曾于《龚胜传》末借“父老薰膏”之说以为讥，今乃以“守死善道”称之，可见其是非之心未泯也。纪逡、唐林、唐尊，皆汉末清名之士，仕莽封侯贵重。元初求贤江南，士有失其守者，故身之以为鉴。《元史》一七二《程钜夫传》：“钜夫叔父飞卿，仕宋通判建昌，世祖时以城降，钜夫入为质子。至元二十三年，拜侍御史，奉诏求贤江南，荐赵孟頫等二十馀人，皆擢置臺宪及文学之职。”是举也，即谢叠山与留梦炎书所谓“近江淮行省，将旨来南，根寻好人，根寻不觑面皮正当底人”也。诏旨原系口语，史饰之为“奉诏求贤”。元庭盖有见于当时投拜之徒，多非“不觑面皮正当底人”，而欲别求清名之士以用之，故叠山书曰：“此令一下，人皆笑之，何也？江南无好人，无正当人久矣！谓江南有好人，有正当人，皆欺皇帝也。”此其意与欧公之序《唐六臣传》同，曰：“呜呼！唐之亡也，贤人君子，既与之共尽，其馀在者，皆庸懦不肖、倾险狯猾、趋利卖国之徒也。不然，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！”然元庭既有此一举，清名之士，如谢叠山、吴草庐等，皆在荐中。草庐应徵，历仕贵显。叠山为降臣魏天祐强起，至燕不食死，时至元廿六年四月也。然则草庐者元之纪、唐，叠山者宋之龚胜也，故身之痛之。

始建国五年，师友祭酒满昌劾乌孙小昆弥使不当居大昆弥使上，莽怒，免昌官。

注曰：师友祭酒，龚胜不肯就，而满昌为之。凤皇翻于千仭，乌鸢弹射不去，非虚言也。（卷三七）

王莽地皇二年，公孙禄请诛国师刘秀等，以慰天下，莽怒，使虎贲扶禄出。

注曰：禄之言则直矣，然以汉旧臣而与莽朝之议，出处语默，于义得乎！事君若龚胜者可也。（卷三八）

满昌、公孙禄，皆莽时直臣，而皆不免。《孟子》曰：“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。”以宋旧臣而与元朝之议，亦未尝无戆直之人，如史称“赵与之忠言谠论，无所顾惜”是也。而身之之论出处，终以“若龚胜者”为宜，此温公学说也。《温公集》七十有《龚君宾论》，谓：“王莽慕龚君宾之名，以尊爵厚禄，劫以淫威重势，而必致之。君宾不胜逼迫，绝食而死，班史以'薰膏’之语讥焉，未有为之辨者也。失节之徒，排毁忠正，以遂己非，不察者又从而和之。太史公称伯夷、叔齐不有孔子，则西山之饿夫，谁识知之，信矣哉！”自温公此论出，而龚胜之是非定。至身之之时，其效尤著。身之之许龚胜，即许叠山也。叠山盖仪型龚胜者，今《叠山集》存诗不过数十篇，而龚胜之名屡见，如“宁持龚胜扇，不着挺之绵”。“不为苏武即龚胜，万一因行拜杜鹃。”“了知死别如龚胜，未必生还似子卿。”“天下久无龚胜洁，人间何独伯夷清。”“平生爱读龚胜传，进退存亡断得明。”其最後《崇真院绝粒诗》曰：“西汉有臣龚胜卒，闭口不食十四日。我今半月忍渴饥，求死不死更无術。”足见其平日景仰有素，故能赴义从容，非激于一时义愤者所为也。然同时降人中则有以“煎膏”之说讥叠山者矣，方回《桐江续集》廿五云：“铅山虞华甫，往得谢枋得君直为书'耕隐’二字，其子舜臣来见，求赋耕隐诗，诗曰：'君直不可见，见此长虹吐，使其尚未死，年始七十五。当时书此字，赠我老华甫，今年八十一，仍卧旧处所。谢公名太盛，杀身甘荼苦，虞公不竞名，躬耕隐村坞。有名无名间，俛仰隔今古。直木先翦拜，明膏自煎煮。何如牛背上，一蓑弄烟雨。’”呜呼！此周密所以讥方回为无耻也。

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，初，公孙述徵广汉李业为博士，业固称疾不起。

注曰：业，平帝元始中除为郎，会王莽居摄，以病去官，杜门不应州郡之命。王莽以业为酒士，病不之官，遂隐藏山谷，绝匿名迹。夫既不仕于莽，其肯为述起乎！（卷四三）

此为元初屡徵不起诸儒言之。

汉顺帝永建二年，张楷谓樊英以不訾之身，怒万乘之主。

注曰：按《英传》：“英强舆入殿，犹不以礼屈，帝怒谓英曰：'朕能生君，能杀君，能贵君，能贱君，能富君，能贫君，君何以慢朕命？’英曰：'臣受命于天，生尽其命，天也；死不得其命，亦天也，陛下焉能生臣？焉能杀臣？臣见暴君，如见仇雠，立其朝犹不肯，可得而贵乎？虽在布衣之列，环堵之中，晏然自得，不易万乘之尊，又可得而贱乎？陛下焉能贵臣？焉能贱臣？非礼之禄，虽万钟不受也；申其志，虽箪食不厌也，陛下焉能富臣？焉能贫臣乎？’帝不能屈，而敬其名，使出就太医养疾，月致羊酒。”（卷五一）

此《後汉书·方术传》语也。樊英之言，与皇甫谧《高士传》成公对成帝之言相类。温公既略之矣，身之何为具引之？曰：温公以其言慢上，故不载；身之则有感于当时之贱士，故先严衍而补之，所以振逸民之气也。温公、身之，易地则皆然，学者观二家之弃取，则知史之为用广矣，考据云乎哉！

汉质帝本初元年，自是游学增盛，至三万馀生。

注曰：此邓后临朝之故智，梁后踵而行之耳。游学增盛，亦干名蹈利之徒，何足尚也！或问曰：太学诸生三万人，汉末互相标榜，清议此乎出，子尽以为干名蹈利之徒可乎？答曰：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。谓其间无其人则不可，然互相标榜者，实干名蹈利之徒所为也。祸李膺诸人者，非太学诸生，诸生见其立节，从而标榜，以重清议耳。不然，则郭泰、仇香，亦游太学，泰且拜香而欲师之，泰为八顾之首，仇香曾不预标榜之列，岂清议不足尚欤？抑香隐德无能名欤？（卷五三）

《癸辛杂识》後集，言：“南宋时三学之横，虽一时权相如史嵩之、丁大全，亦末如之何。至贾似道作相，度其不可以力胜，遂以術笼络，每重其恩数，丰其馈给，增拨学田，种种加厚。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，虽目击似道之罪，而噤不敢发一语。及贾要君去国，则上书赞美，极意挽留，今日曰师相，明日曰元老，今日曰周公，明日曰魏公，无一人敢少指其非。直至鲁港溃师之後，始声其罪。”呜呼！此身之所谓“干名蹈利之徒”也。东汉士林甚盛，身之于三君八顾之外，独赏识一循吏仇香。此与胡明仲《读史管见》五，谓“郭有道名在八顾，未若申屠蟠之以不见成德”，其意正同。迄今言浙东学術者，多举厚斋、东发，而不举身之；述台学统者身之仅与于训诂之末。身之亦隐德无能名者欤？抑不标榜不倚傍门户之结果也？吾尝于《解释篇》“真隐”条详论之。

汉献帝建安十年，秘书监侍中荀悦，作《申鉴》五篇奏之。

注曰：荀悦《申鉴》，其立论精切，关于国家兴亡之大致，过于彧、攸。至于揣摩天下之势，应敌设变，以制一时之胜，悦未必能也。曹操姦雄，亲信彧、攸，而悦乃在天子左右，悦非比于彧、攸，而操不之忌，盖知悦但能持论，其才必不能辨也。呜呼！东都之季，荀淑以名德称，而彧、攸以智略济，荀悦盖得其祖父之仿佛耳。其才不足以用世，其言仅见于此书。后之有天下国家者，尚论其世，深味其言，则知悦之忠于汉室，而有补于天下国家也。（卷六四）

一则曰悦未必能，再则曰其才必不能辨，三则曰其才不足以用世，身之之于悦，若有憾焉者。深味其言，然后知身之之自寓也。悦作《申鉴》五篇，身之注《通鉴》，复作《江东十鉴》。《袁清容集》十一，《忆胡怀宁诗》所谓“四城赋拟张衡丽，十鉴书同贾谊哀”是也。杜门著书，不忘故国，故曰“其才不足以用世”。今《江东十鉴》已佚，而《鉴注》独附《通鉴》以传，亦可曰“其言仅见于此书”也，此则身之之所不及料也。金仁山撰《通鉴前编》，其成亦在宋亡以後，其《後序》有曰：“荀悦《汉纪》《申鉴》，志在献替，而遭值建安之季。履祥末学，其生不辰，所以拳拳缀辑者，特不为忧悴废业耳。”盖亦以悦自况也。

建安十九年，操使御史大夫郗虑，持节策收皇后玺绶，以尚书令华歆为副，勒兵入宫。后闭户藏壁中，歆坏户发壁，就牵后出。

注曰：华子鱼有名称于时，与邴原、管宁号三人为一龙，歆为龙头，原为龙腹，宁为龙尾。歆所为乃尔，邴原亦为操爵所縻，高尚其事，独管宁耳。当时头尾之论，盖以名位言也。呜呼！（卷六七）

严衍《通鉴补》于勒兵入宫收后事，曾为华歆辨诬，曰：“此事《通鉴》本之《後汉书》，《後汉书》本之《曹瞒传》，《曹瞒传》吴人作，焉知非异域传闻之误耶！”又以歆为同时陈登、陈群、王朗、傅玄、张华诸人所称道，则此事为理之所必不然者，故特去歆姓名，以此事专属之郗虑，并将歆为虑副一节而删之，谓“後之读史者勿泥范晔之笔而疑予之言”云云。夫为古人出处大节辨诬，美意也。为《通鉴补》而删去《通鉴》华歆之名，是“通鉴删”，非“通鉴补”也，衡之史例，未见其宜，此身之之所不敢者也。

晋武帝泰始十年，初，魏邵陵厉公芳之废迁金墉也，太宰中郎陈留范粲素服拜送，哀动左右。遂称疾不出，阳狂不言，寝所乘车，足不履地。子乔等三人，并弃学业，绝人事。

注曰：按《晋书》：“乔年二岁，祖馨，临终抚其首曰'恨不见汝成人！’因以所用砚与之。至五岁，祖母以告乔，乔便执砚涕泣。九岁请学，在同辈之中，言无媟辞。李铨常论扬雄才学优于刘向，乔以为向定一代之书，正群籍之篇，使雄当之，故非所长，遂著《刘扬优劣论》。前后辟举，皆不就。邑人腊日盗斫其树，人有告者，乔阳不闻，邑人愧而归之。乔曰：'卿节日取柴，欲与父母相欢娱耳，何以愧为！’”呜呼！观乔之学行如此，则“弃学业，绝人事”，殆庶几乎夷齐饿于首阳之下之意。（卷八〇）

乔著《刘扬优劣论》，今不传。《鲒琦亭集》廿九曾仿为之，谓：“向之优于雄，在忠贞大节，而不在区区著述之间。乔能知向之优，而不知其所以优”云。予谓谢山之说是也。然以乔父子出处观之，乔之所论，必在向之忠贞，而不在著述，故与李铨持论不同。今《晋书》撰自唐初诸臣，如李义府、许敬宗等，出处皆有惭德，故于乔所论，就轻避重，未必即乔本旨。身之以夷齐比之，夷齐岂藉著述传哉！

晋惠帝永兴元年，刘渊以崔游为御史大夫，游固辞不就。

注曰：崔游，渊之师也。游既能以师道不为渊屈，且又得不变于夷之义。（卷八五）

刘渊虽出匈奴，然世居中国，生长中国，与华人无异。史称其师事崔游，习《毛诗》、《京氏易》、《马氏尚书》，尤好《春秋左氏传》。《孙、吴兵法》，略皆诵之，《史》《汉》诸子，无不综览，所谓中国之学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崔游能用夏变夷，而不能保中国政治不腐败，中国政治而腐败，又安能禁其不生蔑视之心耶！

宋末有江汉先生赵復，以俘虏教授北方，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復始。强之仕不仕，亦崔游之伦也。《元史·儒学传》：“赵復字仁甫，德安人。太宗乙未岁，命太子阔出帅师伐宋，德安以尝逆战，其民数十万，皆俘戮无遗。时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，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。復在其中，枢与之言，信奇士，以九族俱残，不欲北，因与枢诀。枢恐其自裁，晓以徒死无益，復强从之。先是南北道绝，载籍不相通，至是復以所记程朱诸经传注，尽录以付枢。自復至燕，学子从者百馀人。世祖在潜邸，尝召见，问曰：'我欲取宋，卿可导之乎？’对曰：'宋吾父母国也，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。’世祖悦，因不强之仕。虽居燕，不忘故土，以江汉自号，学者称江汉先生。”黄百家跋《鲁斋学案》曰：“自燕雲十六州之割，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。虽有宋诸儒叠出，声教不通，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，吾道入北，而姚枢、窦默、许衡、刘因之徒鬱起，彬彬郁郁矣。”万季野为《宋遗民广录订误》，则谓：“復虽未受元职，然其教大行于北方，日主讲席，终于燕都，非隐士也。不当入遗民”云。按元太宗乙未，即宋理宗端平二年，去宋之亡，尚四十馀载。江汉先生当卒在宋亡之前，故季野以为不当入遗民，非谓先生变于夷也。

齐东昏侯永元元年，许準劝徐孝嗣废立，孝嗣疑不决，帝并沈文季诛之。

注曰：沈庆之、沈文季，皆讬老疾，不预朝权，而终不免于死。国无道而富贵，则进退皆陷危机也。（一四二）

陈宣帝太建十二年，周丞相坚执柳庄手，言当相与共保岁寒。

注曰：孔子曰：“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后彫。”何晏注曰：“大寒之岁，众木皆死，然后知松柏不彫伤。平岁众木亦有不死者，故须岁寒而后别之。喻凡人处治世，亦自能修整与君子同，在浊世然後知君子之不苟容。”後之言保岁寒者，义取诸此。（一七四）

此眼前成语，《鉴》中屡见，何须注，而此独详引以释之者，正以见保岁寒之不易也。《癸辛杂识》续集上，载：“陈宜中、曾唯、黄镛、刘黻、陈宗、林则祖，皆以甲辰岁史嵩之起复上书，时人号为六君子。既贬旋还，时相好名，牢笼宜中为抡魁，馀悉擢巍科，三数年间，皆致通显。及镛知庐陵，文宋瑞起义兵勤王，百端沮之，遂成大隙。既而北兵大入，则如黄如曾，皆相继卖降，或言其前日所为皆伪也，于是有为之语云：'开庆六君子，至元三搭头。’宋之云亡，皆此辈有以致之。”按淳祐四年甲辰，上书论史嵩之不当起复者，是黄恺伯等，详《宋季三朝政要》。陈宜中、黄镛等，是宝祐四年丙辰上书攻丁大全被贬，开庆元年丁大全罢，六人放还，故称开庆六君子。此误记丁大全为史嵩之，又误记丙辰为甲辰。六君子始皆负盛名，而其中一二人晚节不终，遂予人口实，岁寒之不易保如此，故身之特书以自儆。

太建十三年，美阳公苏威，绰之子也。少有令名，周晋公护强以女妻之。威见护专权，恐祸及己，屏居山寺，以讽读为娱。周高祖闻其贤，除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辞不拜。隋主为丞相，高熲荐之，召见与语，大悦，居月馀，闻将受禅，遁归田里。

注曰：观苏威之初，其立身何可议哉！至于末节，展转于宇文化及、李密、王世充之朝，何其可鄙也！君子是以知令终之难。（一七五）

此亦为尝立名节而不终者言之。如葉李，杭州人，《元史》一七三称其：“少补京学生，宋景定五年，与同舍生伏阙上书攻贾似道，窜漳州。似道既败，乃得自便。宋亡，隐富春山，江淮行省及宣宪两司争辟之，俱不应。”何其高也！“至元十四年，相威行臺江南，求遗逸，以李姓名上，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。李闻命欲遁去，而使者致丞相安童书有云：'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著称，今授以五品秩，士君子当隐见随时，其尚悉心以报殊遇。’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：'仕而得行其言，此臣夙心也，敢不奉诏。’”呜呼！又何其卑耶！“二十三年，程文海奉命搜贤江南，世祖谕之曰：'此行必致葉李。’既至，特拜御史中丞。二十五年，陞平章政事。会桑哥败，事颇连及同列，李独以疾得请南还。扬州儒学正李淦上书，言：'葉李本一黥徒，受皇帝简知，即以举桑哥为第一事。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，而不知葉李举桑哥之罪。葉李虽罢相，刑戮未加，天下往往窃议，宜斩葉李以谢天下’”云。令终之难如此，故身之借苏威之事发之。

隋文帝仁寿二年，蜀王秀尝从柳彧求李文博所撰《治道集》。

注曰：李文博，博陵人，仕隋不调。性贞介鲠直，好学不倦。至于教义名理，特所留心，读书至治乱得失，忠臣烈士，未尝不反覆吟翫。长于议论，亦善属文，著《治道集》十卷，大行于世。夫其文大行，而仕不遇，何也！（一七九）

李文博《治道集》，两《唐志》著录“法家类”，今不传。《玉海》五十一载杜佑《理道要诀自序》，言：“隋李文博《理道集》，多主于规谏。”则其书亦荀悦《申鉴》之伦，为规正时政而作者也。“贞介鲠直”，即不遇之由，身之盖有慨乎言之。《身之墓》，称：“身之登第后，尝为庆元谿尉，刚直不阿，忤郡守罢去。会有以文学行谊荐者，遂授扬州江都丞。咸淳丁卯，差充寿春府府学教授，佐淮东幕府，考举及格，改奉议郎，知江陵县。丁母忧，服阕，改知安庆府怀宁县。甲戌，差充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，官至朝奉郎。”袁清容《忆胡怀宁诗》：“青衫不受折腰辱，白眼岂知徒步回。”注：“旧尉慈谿，为郡守厉文翁劾去。”《宋史》四五《理宗纪》，厉文翁以景定二年七月知庆元府。御史洪天锡疏言：“厉文翁小人之无忌惮者也。藉衣锦威，行攫金術，今又移其剥越者剥鄞矣。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，以其依凭邸第耳。”语见《齐东野语》七，亦略见《宋史·天锡传》。身之所忤者，为无忌惮之小人，足证其刚直不阿，故不遇与李文博同也。佐淮东幕府时，两淮制置为李庭芝，《鉴注自序》言“咸淳庚午，从淮壖归”，当是因庭芝移京湖制置也。甲戌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，故陈著《本堂集》称身之为胡制机。时沿江制置使为汪立信。贾似道督师江上，言辄不用，既而军溃，遂间道归，所谓“白眼岂知徒步回”也。《清容集·祭胡梅涧文》，又言：“江上之策，不行于老姦，年运而往，知吾道之愈难，写心声之悲愤，听涧水之潺湲。”即叹其所仕不遇，归而注《鉴》也。据《墓》，所居涧旁多古梅，因称梅涧。其地当在宁海，《十七史商榷》以为即袁氏塾，非也。

唐高祖武德元年，先是窦建德陷景城，执户曹河东张玄素，以为治书侍御史，固辞。及江都败，复以为黄门侍郎，玄素乃起。

注曰：史言隋之故官，渐就仕于他姓。（一八五）

张玄素先辞後起，以江都之败否为衡，所谓投机耳。崖山既覆，宋遗民亦渐有出为告籴之谋者，如月泉吟社中之仇远、白珽、梁相皆是也。万季野《书元史陈栎传后》云：“元初南土既附，科目犹未设，一时士人无仕进之路，相率而就有司之辟召。或庠序学官，或州县冗秩，亦屈节为之。如戴表元、牟应龙、熊朋来、马端临之属，以文学名儒，或俯首以丐升斗之禄，而生平之名节不顾矣。其最无可取者，如休宁陈栎，穷经讲学，当时亦称名儒，及科举一开，争先赴之，虽侥倖一举，所得几何？吾独惜陈氏以六十之年，而一旦丧其生平也。”语见《群书疑辨》十一。季野盖为清初诸儒之应鸿博者言之。至于陈栎之应举，为身之所不及见，仇、白、戴、牟之就微禄，则身之所亲睹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履霜坚冰，所由来者渐。”故身之唏嘘言之。

武德二年，王世充令太常博士孔颖达造禅代仪，又以国子助教陆德明为汉王师，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礼。德明耻之，服巴豆散，卧称病。玄恕入跪床下，对之遗利，竟不与语。

注曰：陆德明过孔颖达远矣。（一八七）

唐孔、陆两经师之优劣，《鲒埼亭集》外编三八曾论之，曰：“有唐一代，绝少经师，求其博通诸经，不为专门之学者，祗孔、陆二家。然仲达亦安敢望德明，仲达之在东都，为隋皇泰主太常博士，时有道士桓法嗣，献《孔子闭房记》，以为王世充受命之符，世充即命仲达与其长史韦节、杨续撰禅代仪。仲达此事，可以比美新之大夫矣。其时德明亦为国子助教，世充遣其子玄恕师之，德明竟不与语，斯其人视仲达为何如，果谁得为圣人之徒欤？且世充暴人也，徐文远为其师，犹拜伏见之，德明以一国子先生拒之，可谓大勇矣。”谢山此文，盖即本之《胡注》。因孔颖达为王世充造禅代仪事，不见《两唐书·颖达传》，而唯见于《通鉴》，谢山盖读《通鉴》而得《胡注》之启示者也，谁谓读史仅知考证而已！

唐宪宗元和十二年，初，吐突承璀方贵宠用事，为淮南监军，李鄘为节度使，性刚严，与承璀互相敬惮，故未尝相失。承璀归，引鄘为相，鄘耻由宦官进，及将佐出祖，乐作，鄘泣下，曰：“吾老安外镇，宰相非吾任也！”至京师，辞疾不入见，不视事，百官到门，皆辞不见。

注曰：史言李鄘知耻。（二四〇）

李鄘知耻，则蔡京为不知耻，京之相由童贯也。

唐文宗太和九年，王涯有再从弟沐，家于江南，闻涯为相，跨驴诣之，涯许以微官，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命。及涯家被收，与涯俱腰斩。舒元舆有族子守谦，愿而敏，从元舆者十年，一旦忽以非罪怒之，日加谴责，守谦不自安，求归江南。元舆收族，守谦独免。

注曰：王沐之并命，躁之祸也；舒守谦之幸免，愿之馀福也。祸福之应，天岂爽哉！（二四五）

故君子贵淡泊宁静。

唐宣宗大中四年，吏部侍郎孔温业，白执政求外官，白敏中谓同列曰：“我辈须自点检，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。”温业，戣之弟子也。

注曰：孔温业之操行，不见于史，时人盖以其家世而敬之。（二四九）

唐僖宗乾符五年，时连岁旱蝗，寇盗充斥，耕桑半废，租赋不足，内藏虚竭，无所佽助。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，三表自陈才短不能济办，辞极哀切，诏不许。

注曰：人见美官，谁不欲之，乃有辞而不获者，可以观世道矣。（二五三）

宋理宗初年，崔与之自成都乞归广州，除帅长沙，帅江南，除吏部尚书，皆力辞，至亲洒宸翰以趣之。金亡，朝议取三京，闻之顿足浩叹。继而予祠亦辞，拜参知政事，拜右丞相，皆终辞，至十有三疏。黄东发曰：“公之不作相，天下至今高之，公岂以不作相为高者哉！天下安危，繫于边阃，或乃视为货赂交私之地，公帅淮帅蜀，尝独尽心焉，而不得行，天下事已可知矣。及金灭鞑兴，正国家当忧危之日，反挑强敌，以开厉阶，天下事又可知矣，尚何相为，公岂得已而辞者哉！”语见《古今纪要逸编》。宋之将亡，诸大臣更相率遁去，咸淳四年正月，至有诏书为之切责，曰：“迩年近臣，无谓引去以为高，勉留再三，弗近益远，往往相尚，不知其非义也，亦由一二大臣尝勇去以为众望，相踵至今。朕于诸贤，允谓无负，其弗高尚，使人疑于负朕。”诏见《宋史》四六《度宗纪》。此身之所亲值，土崩之势，甚于乾符，犹谓美官足以縻人乎！

唐僖宗广明元年，黄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。

注曰：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曰：“《该闻录》言'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，巢败被诛’，今《唐书》取其事。按尹师鲁作《大理寺丞皮子良墓》，称：'曾祖日休，避广明之难，徙籍会稽，依钱氏，官太常博士，赠礼部尚书。祖光业，为吴越丞相。父璨，为元帅府判官。三世皆以文雄江东。’据此，则日休未尝陷黄巢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。小说谬妄，无所不有。师鲁文章传世，且刚正有守，非欺后世者。”（二五四）

谈允厚《通鉴补后序》，谓《通鉴》有七病，其一曰诬，引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皮日休事为证，然身之先已引《老学庵笔记》辨之。《笔记》所据者尹师鲁撰皮氏子孙墓，墓当然不能载其祖宗从“贼”。然公山之召，可为东周；佛肸之往，无伤坚白，亦不必为日休辨矣。

唐昭宗景福二年，以柳玭为泸州刺史，玭尝戒其子弟曰：“凡门地高，不可恃也。立身行己，一事有失，则得罪重于他人，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。故膏粱子弟，学宜加勤，行宜加励，仅得比他人耳。”

注曰：使柳氏子侄常能守玭之戒，各务修饬，虽至今为名家可也。（二五九）

身之此言，盖有感于柳氏子侄之有璨也。

唐昭宗天祐元年，以柳璨为右谏议大夫、同平章事。璨，公绰之从孙也。

注曰：自元和以来，柳氏以清正文雅，世济其美，至柳璨而隤其家声。所谓“九世卿族，一举而灭之”，柳玭之家训为空言矣。（二六四）

璨见《唐书·姦臣传》。厚结朱全忠，与蒋玄晖、张廷範谋杀所仇媢有宿望大臣二十馀人于白马驿，全忠不善也。又尝胁昭宣帝揖让授终，请自行进拜司空为册礼使，然卒为全忠所恶，杀之。临刑自呼曰：“负国贼柳璨，死其宜矣！”此身之所以为柳氏痛惜之也。

唐昭宣帝天祐二年，初，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司空图，弃官居虞乡王官谷，昭宗屡徵之不起。柳璨以诏书徵之，图惧，诣洛阳入见，阳为衰野，坠笏失仪。璨乃复下诏，略曰：“既养高以傲代，类移山以钓名。”又曰：“匪夷匪惠，难居公正之朝，可放还山。”

注曰：柳璨言司空图既非伯夷之清，又非柳下惠之和。且朝政如彼，而璨自谓公正。《通鉴》直叙其辞，而媺恶自见。（二六五）

以图视璨，犹粪土耳。璨乃倚全忠势，藉诏书斥之，邪正不明，媺恶倒置若此。《司空表圣集》有句云：“汉儿尽作胡儿语，却向城头骂汉人。”其柳璨之谓乎，噫！